1989年的火车
□阿舍
火车铁轮的旋转，是在告知，所有的动荡都将以圆来完成。
－题记
1.
母亲出发的那个上午给我打来电话，说就去车站，火车11点发车，她带着大包小包，包里是给我带的果干类的吃食，我怨她几句顺带唠叨些路上的事，上厕所或住宿什么。她在第一趟火车上要坐36个小时，第二趟火车要9个小时。
母亲来看望我。我在宁夏，母亲在新疆。我户口上的籍贯，新疆尉犁。
1989年，我18岁，那时火车对我有了意味，它意味着一条铁轨所连接的两个地名，宁夏和新疆。坐上火车，出疆，再坐上火车，进疆，十几年如此，简单甚至乏味。一路的站名，哈密、七颗星、鄯善、吐鲁番、巴伦台、和静、焉耆、库尔勒。我太容易就念出这些站名。它们于我，是一次次地接近，也是一次次地远离。这些地方，大多我只是在站台上看看它们，在清晨，在风中，在雪天，从外部看它们一眼，就匆匆走了。这样匆匆地许多次，有时连它们的外貌也混淆了，杨树，山包，戈壁，村庄，天空，以及列车员浓重的口音，揉杂在一起，让我无法清晰地把它们分开。现在有时会突然想起它们，觉得它们像是遂道里的灯，亮在那里，候在那里，看着我来来往往，从18岁的单薄，到30岁的匆促，面对一张日渐晦暗的脸，一双常常无聊的眼，和我一样缄默无言。但它们现在也许会高兴一些，因我身边多了一个洁净的孩子，并已经带着这个孩子来来往往，我想说，这样是为了延续我的记忆，补偿我记忆的缺失。也是因这孩子瞧什么都是好的，我的愿望为的是让这孩子眼里的美好，让那缺失的记忆更加充盈起来，也好能够在未来，有着可以进入回忆的幸福。
记忆里哈密总在中午经过，无论冬夏，都是一些稀疏的植物，及赤白的日头，但夏天站台上会堆着哈密瓜，三五个一袋装好，瓜是那种常见的青黄皮，长椭园形，有大有小，不少出疆的乘客要买，当中有很多着急的，怕买不上，伸着手里的钱，叫叫嚷嚷，用的是新疆人的大噪门。这样的时候，我愿意在一旁瞧热闹，火车停靠的几分钟内，一堆瓜果制造了一场令人欣快的混乱。其实最终哪个都能心满意足，兴高采烈地提着瓜上来火车。
到达吐鲁番的时间却总在夜里，有时醒来已经错过，所以吐鲁番总像是静的，是夜里在桔黄的灯下候着的样子，有着急的乘客在站台上跑过，噼噼叭叭的脚步声传到耳朵里，还有站台喇叭的维语播音，晚间在空气里的清晰，像是从寂黑的深处漫过来的，而车窗下偶尔会有人用维语突然喊话，这样一上一下，一远一近，仅仅是听着，就知道是回到了熟悉，回到了异于内地的地方，它首先是用语言隔开了内地，用语言制造出一种氛围，强烈而新鲜，让陌生的人熟悉的人，远离的人亲近的人，本地的人外面的人，不曾离开的人和离开十年的人时时都只感到了强烈与新鲜，而在这样一个氛围的感染里，你所有的情怀也会在它的浸润下变得强烈而新鲜起来。
但最近的一次路过吐鲁番是在中午，7月的吐鲁番，我要倒乘去库尔勒的火车，一下车就被空气烤着，耳边哄哄，出站口一位穿制服的维族女列车员拿着喇叭在喊，去库尔勒的马上有票，声音亮烈，我便凑上前问，被她领到一间小候车室，我交钱，有人递来一张白条，写着库尔勒一卧。我知道这不是正规购票途径，但也不怕被骗，进了疆，胆子蓦地大了起来。但几分钟后，我就与人发生了争执，是因为我被人领去一家四川餐馆，强制要求在那里进餐，我拒绝，便与那个领着我来的汉族小伙争执起来，他用新疆普通话对我说，不吃不给票，我说车站派出所就管你这样的人，他大声说话，我也大声回他，他看我认真的样子，突然笑了，我也笑，我们就和好了。随后他带我去拿车票，递给我车票的时候，笑着说，拿好了，没骗你吧。那天中午，我是二十几个在四川餐馆被强制进餐里第一个拿到车票的人，得意之际忽然想起这种吵架与和好方式是似曾相识的，不学也会，不记亦不会忘。
喜欢在夜里回到库尔勒。夜里远远望着它的灯火，一年比一年密集，但仍然是聚集在一个圆盆之内，齐整地与四周分开，我知道那些黑魆魆的四周是什么，是沙漠和戈壁。我从那些灯火凝望它，灯光闪闪烁烁，就像是从来不曾间断地一个个回想，簇拥在一起，提醒我所有的存在。
夜里我悄悄地回来，这个城市不曾看见我的归来，我因此分外沉静，像一个探望者，因为一些感伤的情怀，不想惊动所怀想的人，只在暗处凝视，担忧。而我不愿感伤，或者不说感伤，甚至显得无情，没有冲动没有兴奋，就是对着久别的亲人，也淡漠着表情，相视一眼就不再看了。我无法解释这种淡漠，或许是想表明自己从未离开过，亲人们清平地在一起，如同从邮局寄封信回来，或者遇上了一个美丽的黄昏，在孔雀河边多耽搁了些时间，也就是隔了那么一小段简单日常的时光，所以是用不着夸示情绪的。不知这样的解释能否说通，但在夜里回来的确是令我舒适的，城市已经暗了，到处是不被打扰的凝望之处，不用面对，走在它无所知的身旁，看它夜幕下树摇动的影子、河流黑亮的光泽，以及夜市喧腾的烟雾，宛若如翻开旧时日历，页间的微黄藏着意想不到的发现。
与白日里的感知相比，夜里像个窥探者的打量，速度是缓慢的，惟因这个缓慢，心绪的舒张可以绵密与悠长起来。街道、出租车、语言、路灯、房屋、果树以及一对手挽手的维族情侣，这个在晚间逐渐安静下来的南疆城市，我不需要参与，便嗅到了它空气里的熟悉与变化，真实与鲜活，如此清晰。
2.
1989年第一次坐火车，那是因为我考上大学。我和父亲一大早从团场出发，在石子铺就的公路上，颠簸了八个小时，中午1点到达库尔勒市火车站。十几年过去了，库尔勒火车站仍然还是老样子，周围的建筑和公路翻新或者新建，只有火车站像个倔老头儿，站在高处不肯挪动身子，守着家门。
听母亲说带了吃食，我不问也知是什么，不外乎葡萄干、杏干和巴达木之类，葡萄干去年带回的还有剩余，杏干和巴达木母亲一定是从博斯坦市场买来，母亲在这个维吾尔族市场还买大白菜与胡萝卜。每次回疆探亲，我也总去看看，先要吃烤肉，父亲吃惯了市场里一家维族人的口味，喜欢带我去那里。这让我想起坐在烤肉摊边的维族姑娘，她们个个穿着艳丽，画着连心眉，带着金饰，一边眼巴巴地瞪着炉上冒着白烟的烤肉，一边与皱着眉正烤着肉串的维族小伙高兴地说话，那是亮丽的西域风情。母亲与我去的时候，是因我的央求，那里有染头发的海纳花，我要多买些带回宁夏送朋友或者自己用，偶尔会发现一些民族工艺品，前年找到一个手工编织的肩袋，去年买到一块铁锈色的方巾，维族妇女多带在头上，我回来做了桌布。与母亲去博斯坦市场是件令人兴奋的事情，听着她用维语与人讨价还价，虽然听不懂几句，但心里爽快极了，维族人做生意不肯妥协让步，这是因为他们不漫天要价的缘故，话说得不对，一块钱也能让他肚子涨起来（指生气，翻脸），但是用民族语言与他们交流，往往能够赢来一块两块的小便宜，以及态度上的更加亲和。
阑干路上的博斯坦市场噪杂热闹，农资、日杂、服装、布匹、肉铺、餐厅、菜摊混杂排列，物品简单却也齐全，四周交通时常堵塞，这几年虽然路修宽了，但仍有拥挤之感，实是因为人越来越多，维人多，汉人也多。这里不分季节，集市一开，烤肉炉燃起的白烟就飘荡在整条街的上空，还有无处不在的孜然味。逆光中，市场笼罩在乳白色的空气里，里面人影绰绰，有人穿着厚重的蓝色或者黑色服装走进去，有人戴着彩色的沙丽头巾从里面走出来，传到耳边的也许是我听懂的普通话，但更多还是急速上扬的维语。自行车，拖拉机，出租车，货车，还有叮叮当当的马蹄声，这种被叫做“马的”的四轮马车，车后铺着红色毡毯，顶上搭着黄色凉蓬，穿梭在集市里，赶车人的吆喝声冷不丁就传了过来。市场大门外，就是卖果干的货摊，葡萄干分成几种价格，最好的一种青青绿绿，如果嫌贵，胖胖的维族老板娘会抓一把放在你的眼前，告诉你这是一个个挑拣出来的，语气坚决自信，不容你与她讨价还价。但小姑娘做起生意就不同多了，市场门口我曾遇见一个卖煮黄豆的维族小姑娘，也许她从乡下来，皮肤不白，眼睛深黑，里面是生疏与羞怯。一件粉色的连衣裙，颜色也旧了。她与一个卖煮红薯的维族老太蹲在一起，黄豆放在直筒塑料袋里，我远远就瞧见了她，走过来蹲在她的塑料袋前，黄豆五毛钱一小杯，我要了五块钱的，每盛一杯她都怕盛的不够满，用另一只手里的塑料勺不停地添，直添得黄豆往下滚落。接过我钱的时候，她把钱放在膝盖上撑开，用手撸得平平展展，再小心折了起来，塞入长袜内。我见她做完这些，对她笑笑便起身，她也笑了，只是笑容怯怯。
去博斯坦有时并不为要买什么，仅仅是希望徜佯在那样一种氛围里，浓郁地，久久不能散去的氛围，如果是异国的情调也未尝不可，人总是对异样的新鲜有着神往，新疆总是新鲜的，但如果说与我是异样的，就连自己也要责怪自己了。是的，并非异样，只是为了重回，为了温习，想记牢它，牢固到可以带走它的任何细节。曾经站在集市的嘈杂处看一个维族巴郎做买卖的表情，有九岁的样子，或者更小些，黑皮肤，瘦削的双腿，眉目浓黑，大眼，光着脚，脏乎乎的手比划着，在认真地与客人讨价还价，他卖野兔，说得费劲时，就皱起眉头，他汉语说得不好，神情里有些急切，认真得令人替他着急。问的人很多，但最后都摇头走了，他还执着得很，有时跟在客人后面再走几步，喊着回来的话，直到希望完全没有。他还有伙伴，一个大一些的十几岁的男孩，从另一个方向走来，也和他一样端着一盆剥好皮的野兔，两个人碰见后，就相互说了起来，不知是怎样的趣事，脸上很快就笑开了，那时，生意好像不打紧了，太阳只照着他们少年人的快乐。这样能干的小巴郎还有很多，集市里的“马的”，不少都是这样大的维族巴郎当着车把式，左手拉着马疆绳，右手甩着长鞭，口里吆喝着，间或吹起一声口哨，总是微蹙着眉头，而真正的车把式，胡须也白了的爷爷，或者脸庞黑黑的父亲就坐在车后，一脸的笃信与端然，集市里就是再拥挤，他们竟也能赶着马车来回穿梭。
去了几次博斯坦，倒是没见到有卖英吉沙刀的，我知道那要到另一个更大些的集市萨依巴格才能买到，大学时给同学朋友带了许多刀及工艺品，都是买自萨依巴格，但博斯坦为什么没有，想是因为博坦斯大多都是当地郊区农民，所售均是自产或者当地物产，不似萨依巴格的维吾尔族生意人，生意做得远做得大。但博斯坦里少数民族化妆品却不少，问他们从哪里进货，也说是巴基斯坦，或者哈萨克斯坦，化妆品多是眼影粉、染发剂、香水、头油或者奥斯曼眉笔、睫毛膏，其中染头发的海纳粉是新疆自己的物产，回去用温了的砖茶水调均，放些鸡蛋清，这样染出的头发上色快，且色泽光亮，是天然的染色剂。工艺品里多是一些茶具或炊具，银碗银盆，铜壶铜碟，印着花纹，造型的孤线都是纯粹的民族风格。
其实现在物资通畅，母亲带的那些东西，银川都能买到，价格也相差无几，但母亲定是不会不带，我虽嘴里怨她带这些太过劳累，实际也和母亲一样，想要见到这些相熟的东西，吃不吃用不用都是次要，放在那里，看见它，似乎就是确定了一个身份，一个念想。总说物是人非，有时候是物带给人更多的安心与坚持。我其实每次出疆也要带些干果和工艺品，一部分送人，一部分自己留下，回来摆放在可以看到的地方，知道它们来自何处，知道自己又回去了。
3.
1989年我从火车站外看着轰然来去的火车，心里微微颤动，不知是因为火车巨大的声响，还是因为就要离开团场而兴奋。
1989年的时候，我的家不在库尔勒市，在离库尔勒市三百多公里，离乌鲁木齐七百多公里之外的团场，它是沙漠与戈壁的更深处，后来到了学校，家信上我写着她的地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32团。新疆有这样的团场几百个，从农一师到农十三师，我生在团场，长在团场，18岁离开了她。
那时团场的构造十分简单，团部（团场政府）周围分布着学校、医院、家属区、操场，商业区，一些特殊的单位因不属于团场管辖，被安置在离团部较远的位置，但比起下面的连队几乎要算是与团部在一起了。团部意味着一个团场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附近有电影院，大礼堂。电影院是封闭式的露天影院，里面砌着一排排水泥凳，是团场当年的一个宏大建筑，85年建起之时，全团人都为之心血涌动，最初的几场电影场场爆满。大礼堂是团部召开重大会议，或是节日文艺演出的地点。这两个地方因为总能聚集起更多的人而成为团场人公认的活动中心。再就是商业区，但只在周末，那里才热闹起来，先开始商业区就只是一排平房，有两个商店，一个是百货店，一个是副食店，此外还有一个自行车修理铺，一个冰棍房，一个缝纫店，一个理发店，在里面工作的都是拿工资的团场职工。但能在团部附近工作的人仍然是少数，更多的人在下面的连队劳动，种棉花，种水稻，修渠挖坝，虽然也拿着工资，但做的事情都是地里的农活了。而团场缺水，土的碱性大，庄稼植物的成活率就打了折扣，所以仅仅是有水的地方能见到绿色，水流不到的地方就都是沙漠、碱滩与戈壁了。好一些的公路上铺着石子，但车一过也是尘土飞扬，而那些没有铺着石子的路，有些地方的浮土要没过脚跟了。那些年，每条公路两边的林带，即使在夏天，也是见不着枝叶的葱绿的，上面陈年的尘土，近看远望都是灰灰白白。但听母亲说，现在已修了油路，想是不会还是当年的样子了吧。
一根兰新线，把新疆指向了远方，所以遥远，总是新疆的风景。这个遥远的意念，新疆人自己也是知道的，是与内地的遥远，也是南北疆之间的遥远。居于铁路或者公路枢纽的城镇尚且如此，所以，那些遍布在新疆的沙漠与戈壁更深处的团场就是远方里的远方了。父亲在70年代回湖南老家，七天才能出新疆，那时要到大河沿，就是现在的吐鲁番才能坐上火车，但父亲那辈人，说起回老家，个个都挣死挣活地拼命。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情，那时我像是小学一二年级，冬季，一个晴朗的星期天，黄灿灿的阳光晒在后背暖暖洋洋，母亲在院里洗衣，我在屋里听见外面喊声不停，便问母亲，母亲说，是下面劳动的上海学生闹事。我听着新鲜，便出了院门张望，碰上正要去看热闹的伙伴，便相跟着来到团部（团场政府）。在当时我的眼里，那是一个壮观的场面，记不得有多少人，却在远处就看见高高矮矮黑压压挤满了团部大院。全团的知青大概都来了，十二连，九连，四连，大多是江浙或者京津塘一带来的知青，说着喊着，上海话，北京话，山东话。
团部和家属区没有明显的分界，隔着一条细细的马路，团领导都住在对面最好的房子里，游行后来变成围着团领导的家院进行，家属区的巷道细细窄窄，队伍就越拉越长，像绳，像蛇，扭扭曲曲。队伍里我得许多人，他们脸上、背上都贴着纸条，手里举着标语，嘴里同时喊着。有一个我喜欢并熟悉的叔叔，夫妻都是上海人，他的女人叫“菜菜”，母亲这样喊她，并和她十分要好，我便喊她菜菜阿姨，她是我们团最漂亮的女人，皮肤白白，性格温顺。菜菜阿姨的男人似乎是这场游行的小头目，坐在一辆手扶拖拉机的后车厢上振臂呼喊，喊什么我已忘记，只记得走近他时我对身旁伙伴说，我认识他，似乎与他搭上什么关系我也威风起来。我对他指指划划的时候，他看见了我，便低下头冲我笑笑，他的脸瘦瘦黑黑，低头对我一笑的表情还历然在目。懂得情事后，我认为这个笑里还有羞涩，他的女人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笑才嫁给了他。可是随后他无所事事起来，几百人的游行队伍当时都在等待一个回复，等待团长给他们的回复，但团长关了大门最终没有出来。
后来我知道这样的游行在新疆很多团场都发生过。游行是为了回城。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知青，无法接受团场的遥远、干旱与艰苦，不愿再忍受命运给他们的指派，很多人在游行之后不久，有的扔下丈夫或者妻子，有的甚至不要户粮关系，抛下一切返城了，这些拼了命也要返城的人大多是从北京、上海、天津一些大城市来的知青。但留下来的人也不少，只是那是无可奈何地留，比如我的父亲，虽然想念家乡的湿润与葱茏，但好歹团场给了他一个国家干部的身份，而回到家乡只能种田。
菜菜阿姨最终通过假离婚的办法一个人先回到上海，因为要等到上面批下两个人同时回城的指标很可能一拖就是几年，通过假离婚回城，这在当时知青里十分流行。等我懂些大人的事后，知道菜菜阿姨回到上海不久就跟了别人，母亲当时做群众工作，我在她办公室见到菜菜阿姨的丈夫，这段弄假成真的婚姻让他好生懊悔，当年他把指标让给妻子，现在不仅更难办到，女人也没有了，真正是鸡飞蛋打。但最终他横下一条心扔掉所有还是要回上海，我记得走前他来告别，坐在我家方桌一侧，几句话出来声音也哽咽了，便不再说，一只胳膊撑在桌上，低着头玩弄手指，母亲长吁短叹，担心他回去没办法解决户粮关系。
以后每年仍不断有人返城返乡，凭借各种方式，升学、调动、病退、平反、落实政策，从公路，从铁路，迅速散开，延续至今。每次回去都能听到父母念叨一些人，说这个也走了，那个也回去了。其实想离开团场的不仅仅是知青，还有像我家这样的一大批团场人。父亲母亲都是文革期间从库尔勒师机关下放到团场劳动的干部，是属于该落实政策的一批人，但那些年月想回市里的人太多，都四面八方找关系托人情，回市里的限制一年比一年增多，父亲母亲总是因为一些不断变化的原因没有回到库尔勒市。但那些年里，母亲一直没有放弃回城的努力，争取了近二十年，终于在1996年，退休前两年，从团场回到了库尔勒市。大人回城，孩子考学，目地都是为了离开团场，因为远，因为条件不好，这是团场两代人的步履，几乎没有例外。团场一帮同学里，上海的最多，有一年打电话联络，数来数去同班十多人都在上海，有的当了律师，有的下岗在家。放下电话我在地图上找他们，找团场，也找自己，但曾经的音容笑貌都背转身去，只见着背影，远去的背影，向着四面八方。
前年回家对父亲说，想回团场看看，父亲一口拒绝，说看什么去，老人全走光了，都是些才去的四川人，河南人，包地，种棉花，你去了谁也见不着的。父亲是不知道我其实想见的不是人，无非是在原来上学的路上走一走，去家门前的林子里看看，如果可以还要去不远处的沙漠，像小时一样，把光着的脚埋在沙里，或者爬一座沙包，认一认还记得的骆驼刺，红柳枝，和胡杨树。
但1996年之后我再也没有回过团场，不完全是因为父亲说了什么，是心里总失勇气，莫名地担心会遇见难得的熟人，他瞧我的眼神瞧出了生份；担心往事的痕迹无处寻找，会生出伤感与惊心。那个我生长的院落当年卖掉，后院有桃树，那年我只见了指甲大小的粉色花苞便返回宁夏；前院有杏树、梨树与葡萄，夏天吃杏，秋天摘梨，葡萄吃不完了，就挂着晾干。再回去我恐怕不敢走近那个院落，那里面是生疏还是亲近，这些绿盈盈的生命，大概都记得我们绝决地抛弃吧。而现在，更不知它们是否还在。
4.
母亲之前来过银川，每次总是刚来几日还觉着新鲜，却等一周刚过就不惯起来，念叨着要回。我知她最抱怨什么，吃不上她喜欢的瓜果。我买回她喜爱的桃、杏与葡萄，顶多动动一两个，就放下了。这次母亲来也在夏季，想是又呆不了多少时日的。果然是这样，前两日她已经说明白了，要赶在杏子没有之前回去。她爱的这种杏叫库车杏，说是库车杏，库尔勒和南疆城市其实都有，颜色发白，皮面光滑，个儿小，却水多味甜，果壳一咬就碎，里面的核儿又嫩又脆。回疆探亲我也多赶在杏熟之时，一进屋，母亲就从冰箱里端出一盘洗净的小白杏儿，我换了鞋洗了手其他不做，先坐下来饱吃一顿，这杏吃不坏肚子的。杏儿还没有吃完，父亲就开了甜瓜，我说爸，您让我缓缓。
相册里有张相片，是1992年暑假在团场的旧屋照的，站在葡萄树下，手托一捧绿葡萄。团场里，葡萄树是家家户户都要种的，它绿意葱葱，藤蔓伸张，又多又密，人们想着它遮凉的好处，所以在庭院里多多少少都栽着几棵。春风一吹，它的叶子就张开了，先是零星的几个，有大有小，突然一夜醒来，枝枝桠桠都绿了。葡萄花开得极小，像粉沫般，几天就落了，一般是看不见的。花一落就结了青青的葡萄，一串串上极小极多，让人有些嫌弃它的难看。但春天风大，一次大风会吹落许多果实，剩下的就在大风之后可劲生长，又有几天功夫便如黄豆大小了。夏季来的时候，它已经爬满整个院落，果实因有了重量一串串垂落下来。父亲在葡萄架下放了石桌石凳，黄昏时我躺在长条儿石凳上，仰望从葡萄叶隙里漏出的天空，星星有时夹在叶间，云朵儿有时从那里经过，许多个日子这样望过去了，葡萄也就成熟了。葡萄刚开始成熟的那些日子，我心最急，总想吃到成熟得最好的葡萄，并爬上爬下找到了它们，妹妹眼馋地瞪着我，看我喜滋滋的样子，有时上来抢，有时干脆把我追出了院门。到了八月，葡萄大批成熟，哪一串都是好的，我和妹妹拿它当饭，假期没事，手边放本书，吃着看着，父亲叫下午饭，哪里还有地方吃。葡萄一年比一年结得多，父母发愁怎么办。母亲后来不得已学着晒果干，竟然也学成，只是色泽与大小不如市场里所卖。
父亲喜爱伺弄果树，家里的葡萄就有几个品种，红鸡心，白鸡心，大青，马奶子，无核，紫玫瑰，我和妹妹吃烦了这个吃那个，离开团场之后，再没有那样恣意吃过水果。92年暑假返校，我要带葡萄，父亲犯愁了，葡萄最怕颠波，他怕我还没上火车东西就毁了，但我执意要带，父亲就备了一个不大的纸箱，一层葡萄一层绿叶，小心地送我上了汽车，一路六个多小时，纸箱被我搂在怀里。到了库市，当天下午上了火车，两天后到校，葡萄一个没烂。到校那天，舍友们没心没肺地只管吃，不问一句我的辛苦，但我高兴成什么样儿了。
除了葡萄，庭院里还种着杏树、桃树与梨树，但那是我在银川安家之后的事了，所以少见它们，只是母亲来信或者电话里说，杏结果儿了，桃又收了不少。后来家搬出团场，那些葡萄也在所卖家产之内，一家人到现在说起来都心疼得很。因为葡萄的藤蔓，我所以极喜爬藤植物，不开花的也好，在窗边葱然爬着，见缝就钻，见枝就缠，不依不绕的，疯疯长着，和情人的缠绵一个样，也如我对从前庭院的贪恋，枝枝蔓蔓，一年比一年生发得多。
一日与孩子在超市，问他吃什么水果，他围着两大排鲜艳玲珑地货架转来转去，最后拿着梨来到我面前，还告诉我这是在姥姥家吃的梨。自那之后，他再不吃其他梨，只说上次那个，上次那个，我就说明白于他，是库尔勒香梨。但说起香梨，我心总是暗暗难为情，竟未有细细看过它的梨花，少年时在团场，梨树家里还未种起，而离家很近的一个梨园却总被沙枣树围得水泄不通。这梨园是公家的，所以外人很少能入内，且有好些黑狗与黄狗守着，脚步稍稍靠进，狗们就吠开了，凶煞得很。梨花开时，只能见到从刺缝间透出的碎白，有时够着身子看，也难以望及梨园花开的风景。大了就走了，回去也少在春季，所以总是见不着。现在母亲的住处，也有一片很近的梨园，但回去能见到的，也已是比拳头还大的果实了。
其实难为情的还不只是香梨的梨花，是更多模糊的记忆，关于一些细微的过程，关于物事之间的忘却，这时常让我懊恼，因模糊所意味的丧失令我不安，我怕它远去，怕它像沙漠对树木的埋没一样，将往事抹平。
有时不敢再追究下去，因为不忍。当能够以一个清平的心境回头凝望的时候，那时岁月的细节却在淡去，曾经为此怨恨过自己的粗疏，也想对时间发些肤浅的感慨，但想着到底无补于事，还是算了罢。但是心底里的沮丧还是有的，许多事物仅仅记得起一些轮廓，或者场景，而我想找到一次事件的全部过程，想看清楚桃花的花苞与梨花的开放，想回想起任何一次进入沙漠的阳光与期待，却总有失落，因许多空白连缀着，失去了很多细节。但不能再以文字善用的想象填满它们，我当它是一次不能再悬置的面对，必要清晰与真实，是以写下了这个《1989年的火车》，是为述说，是为呈现，是为珍重。
细节的淡却令人沮丧，无可回忆甚至比遭遇不幸更加不幸，千枝万枝的梨花，我见不到它开在沙漠下的繁华与细腻，见不到白色花瓣一夜之间落满沙地的柔软，见不到春日的梨园里一只黄蜂对一朵梨花的迷恋。我的记忆总是停留在经过那片梨园时的渴望中，那时还上初中，春天的早晨我在僻静处读书，梨园就在旁边，但沙枣树围起的篱笆比梨树更高，沙枣树本来刺多，空隙处又被添了更多沙枣树枝，这些沙枣树的年龄或许比梨园更要长久，年年生长的树刺从不修剪，生满了每个缝隙，稍高处还可看见些许空隙，而下面是任何时间里都被堵得严严实实。梨花开的时候，有时我够着脚尖站在一只废弃的石磙上向里张望，但只可见星星点点的白；有时跑到远处的渠摆上，在高处里望，但那要隔着一片棉田了，在四周的绿里，只梨园开出一片白，是个独自的世界，不可切近，无法切近，像大学暑期躺在葡萄树下透过叶子对天空的凝望，那些从树叶间漏上漏下的空濛无人知晓，就是自己也不知。
我是觉得那些年月留下的空白太多了，未曾仔细沉入在那些原初的快乐里，以至于现在的回想无法更加充盈湿润。那是一些最初的样子和表情，但形成与生长的过程被我忽略了，它产生的空白与梨花的盛开一并存留着，远远地，始终立在眼前，我对它的记忆像是对梨园的张望，只是看见一片白，但它的柔软、细腻与芬芳，常常触不到真切里。所以我只好怀想它们被我忽略的原因，是习性里的粗疏，还是被另外一些事物所牵系，但到现在我还不能有完全肯定的答案，想要述说，却怕更加纠缠，如葡萄叶子的稠密，如一枝梨花的繁盛，已早有了无法数尽的望见。
即使是1989年的高考我也是浑浑茫茫。葡萄树枝在夏天猛烈攀爬，越过搭好的木架，越过房顶，甚至越过院墙；梨园郁郁葱葱，偶尔可以望见的枝条已被果实压弯，而里面静悄悄，像是不许打扰少女静寂饱满的成长。但是我却在这样一个昌盛的夏天停住了，在各式各样的模拟试卷前停住了，我突然想不起任何，连最简单的地理常识也回答不上来，我的脑袋像被塞满了棉絮，无有运转的空间。英语单词、作文题、几何、概率、历史事件，刷地成了一片白，就连哭也没有想起来。我不交作业，不做习题，有那么些日子，仅仅是背着书包上学放学，没有人知道我的停住。但是那段停住的时间里，我做了最有意思的想象，穿过脑间的那片由复习题填埋起来的空白，我想象1989年这场高考之后自己的去处，上海，北京有些奢望，父亲希望我考回湖南老家，我还能想象出什么地方呢，吉林、西安、兰州、乌鲁木齐。就是这样，地图册上浑熟的山脉、海洋、铁路、盆地，最终只有这几个地方在我的想象中。但我对它们一无所知，乌鲁木齐虽然有些粗浅的印象，但也是陌生着的，只是我惟独不想留在团场的后路，不想没有走出沙漠的失败。
5.
至今说起这个我仍觉十分尴尬，1989年在站台外看着轰鸣而过的火车，心里是真切地兴奋着的，一种达到目的的兴奋，一种离开团场的兴奋，这辆火车就是传送这个兴奋的载体。我和所有团场孩子在记事起，就被告知离开团场是享有荣誉的，无需为离开出生地或者是故乡而伤感，黄沙、戈壁与碱滩，自然界是不公的，给这里制造出太多艰难，给团场人带来病痛，所以，所有为着离开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到了现在，不管我以怎样的心情回想团场岁月，仍然认为谁也不能因为社会责任而忽视人脆弱渺小的心灵，这些心灵就是所有人绝然离开的理由。但说起绝然也许有一半撒谎的成份，那些团场的记忆纵然全是苦痛，但惟有苦痛才所以刻骨。但多少我是不能完全感知这些苦痛的，降生之日，团场已被上代人，被那些天南海北的知青从沙漠与戈壁里开垦出来，渠道，棉田，红柳，胡杨，水库，马路，学校，医院，水井，向日葵，西瓜，甜瓜，葡萄，我已坐享这些美好的事物。
首先是水。有一首歌叫《塔里木河》，这水就是塔里木河的水。塔里木河夏季满溢，冬季干涸，在它的下游，依次排列着大大小小的团场，靠它灌溉，甚至饮用。后来，河水在夏季也来得匆匆了，亦不像以前清澈，浑浑浊浊流上几个星期。各个团场的水渠里，往往夏季还没完，就只剩半渠水了。所以团场后来不种水稻改种棉花，是因棉花耐旱。
可是我记着河水还是清澈的那些日子。河水经大渠引到小渠，就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悬空的石洞桥，上面过人，洞内引水，桥两端分别有两个长方形的水池，一深一浅，水泥砌就，池边有台阶，被水冲得黑黑亮亮，可以见到石子的花纹。从高中生到小学生，石洞桥整天闹闹哄哄。大一些的女生都拿着衣服去洗，一行三四人，坐在石阶上，边揉搓，边说话，不一会儿后面就跟来几个高个男生，远远站着看，不靠近，女生就越洗越欢喜。我们虽小，但是知趣的，不和这些大女生抢地盘，她们在这端，我们就去那端，但总是我们这边闹得翻了天，她们那边静悄悄地没有声息。后来石洞桥慢慢安静了，是因为小女生都成了大女生，而小女生不再有，也因为河水越来越少，越来越浑浊。92年放暑假回到团场，石洞桥已经破破烂烂，边沿露着生了锈的钢筋，水池被泥沙几乎填平，我不敢多加停留，转过身时心跳咚咚，像是被吓着了。
团场最多的是沙，因她被沙漠围着。我没有去过沙漠腹地，只在沙漠边缘玩耍，沙漠就在两公里外，虽然早就有了防护林带，但沙子仍然一年年进逼人的居所，等我们一班伙伴长大，越来越多的树也被埋进了沙里。
去沙漠是要伙伴们一起去的，人少了会觉得怕人。沙漠虽说离家不远，但一般时间是没有人的。沙漠边上有防护林带，有人居住的地方，会种些果树与疏菜。我们常去的沙漠附近是一个看守所，因是公检法系统子弟，这个原本该避讳的地方却成了我们最大的玩处。一些武警和我们关系很好，见我们远远一队人马走来，就在看守所门口站着，如果我们太过吵闹，便大喝一声，我们听到便大笑起来。母亲是从来不允许我个人去的，但所有的家长都知道那里是我们一班人发疯的地方。看守所附近的沙地被武警们打理得葱葱翠翠，他们打井灌溉，附近没有比这里种得更好的杏树与桑树，我总是最馋桑椹，尤其稀罕那些白桑椹，白桑椹大的可以长到小拇指长短，挂在绿叶间，因为饱满，身体还稍有些弯曲，人从下面望上去，心里痒痒，像是蚕宝宝在手里爬着，所以哪个春天不偷吃一次是不会罢休的。但是这有多困难，看守所养着硕大的狼狗，武警整天站岗放哨，说武警跟我们关系好，其实他们只和大女生关系好，吃桑椹和杏儿是没有我们这帮小家伙的份的。但仍是能偷着吃着的，有的武警贪睡，中午禁不住晒，就进屋睡觉了，我们拿着饼或馍，一个喂狗，另几个上树，十来分钟，一棵树上的白桑椹就被我们一劫而光，而狗只顾着要吃，哼都不哼一声，威风扫地。
少年只管玩耍，勾了魂似的，得空就往沙漠里跑。夏天的太阳首先照着的是一层黄色的粗沙，粗沙极浅，有的地方遮不住下面的白，这白是细沙，令人想到女子的小腿，或者手臂内侧的皮肤；有极少的地表植物，叫路驼刺，刺多，枯了极轻，风一吹咕碌着就跑，我还撵过它，跑出很远也未有抓住，伙伴们在身后大笑；沙丘连绵，树一棵两棵地站着，离开很远，都是胡杨，不小心胡杨的枯枝会扎脚，有时我们托一段朽了的胡杨树干坐在树荫底下，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让无所事事的游荡显得更加空阔起来，是和这沙漠一样的空阔。因此现在也有了去除不掉的习性，一遇见空阔的景物，便踏踏实实地舒出一口长气。
现在只记得玩就是走，从一个沙包到另一个沙包，低着头看沙的波纹，看留在沙上的脚印，看细风吹过时扬起的沙粒，宛如轻纱飘荡，抚过脚踝。我们兴致盎然，一次次来到陌生处，希望会遇见些异物，打破沙漠的空阔与静寂，以及常熟。虽总是什么也未发现，却没人厌倦过这样的玩法，每当走了回来，头发与耳朵钻满了沙，却是又一个愉快美好的日子。我们去的地方，红柳大多长在沙包的最高处，伙伴们总要比赛着爬。最终，所有的人挤站在一个沙包尖上，向远望去，看远处的校舍，近处的棉田，指指戳戳。我们是一个团结的集体，一个大的家属院，哪个年级都有，男孩女孩，不用吆喝，周末就出发了，迟了的从来不等，却不知什么时候也在队伍里了。
防护林沙枣树最多，秋天沙枣熟了，男孩爬树摘，女孩下面捡，末了大家均分，每人有份，第二天会有人拿着沙枣馍馍给大家品尝。这样玩来玩去，大一些的就玩出了早早的情事，当时半大不小的我就盼着自己也快些长大，可以像他们一样变得神神秘秘，不远处总跟着一双眼睛。
冬天去沙漠就是给家里拾些引火的干柴了。冬季林带里总会掉落许多枯枝，是家家户户生炉的需要，本来是不用我们小孩子去做这个事的，有专门进到沙漠深处打柴的人，家里就买些回来，但后来这样的柴渐渐少了。后来知道，那些从沙漠深处打回的柴多为胡杨，也有红柳根，枯折干裂，有的是深褐色，有的是烟灰白。知道是胡杨后，有时望见谁家门前高高堆着的柴垛，就想着它们一根根竖在沙漠里枯荒地样子，都已经枯了，像人的老，除了等待成为一把灰，还有什么结局呢。后来，有人把沙漠里枯荒的胡杨当成风景，我便也想，这样的风景之前被毁了多少呢。枯了的树可以当成风景，老了的人当也是可以的，只是这人有没有树的气息呢，而这风景原本也是人赋予了它意思，也许不过是枉自猜测罢了，树的逍遥便是任你怎样说去，我该生则生，该走就走，理也不理那些赞美或是嫌恶，人若如此，是活出了硬骨头。我因此无论在哪里见到枯荒的胡杨，总是想起胡子花白的维吾尔族老人，他们于沙漠的夕阳下宁静地坐在院落里，低着头伺弄手里的一把坎土曼（一种劳动工具），落日的余晖斜过来，老人脸上的皱纹就梳理着那些红润的金光。
但是89年坐火车来到宁夏，一路上见到沙漠后，当时心里只是失落，离开团场的兴奋变成感伤，怎么仍然没有走出沙漠，四年大学心情寡淡也是因为这个。大学里有一年组织春游去宁夏中卫沙坡头，是真正触到了宁夏的沙漠，这一段黄河从沙漠间平平阔阔地穿过，仪态安详大气，岸边杨柳垂萌，河水沙漠含情相依，是黄河九曲中的一个世外桃园。我虽诧异与赞美这样的沙漠风光，但已不能有曾经在沙漠中的兴致，是沙漠的葱倩让我觉出了生疏，认得这非我的沙漠。所以直到今日，稍要提起沙漠，不管当下是何种心情，我还是一眼就望到了团场的沙漠，它在一帮伙伴的脚底下，在红柳与沙枣林的身旁，在离团场的家两公里的地方。
6.
我可能是太耿耿于怀1989年坐上火车的心情了。那年的火车把我送出新疆之后，我就一年两次，一年一次地摇荡在兰新线的铁轨之上，这样摇来摇去地，许多人摇近了，更多的人也摇远了，摇没了。
大学假期有一些学生不回家，大多是一些家远的，尤其在寒假，二十几天的时间路上再花费些，呆在家里的日子就显得匆忙了。一年寒假我也狠了心决定不回，心下里是想看一看空空荡荡的假期校园。宿舍里还有不回家的同学，她在新疆伊犁，比我更要远些。我们像搭伙过日子一样，用煤油炉烧火做饭，闲了看书，织毛衣，不到一周她去了兰州男友处，我坚持了两天，第三天晚饭后看着对面教师楼的黑暗，头脑一热，装了牙刷毛巾便出了宿舍，冬季天黑得早，路灯未起，我飞似地跑，要赶那趟八点钟去兰州的火车，边跑边哭，不知是怎么了。2路公共汽车又破又旧，车厢里的灯光低暗，乘客稀少，都坐在前面的座位，我坐在最后一排，脸贴近车窗，回头看刚才跑来的路，黑淹没了一切，我不知自己如何从里面跑出。因为推迟了一周，我躲过了回疆的学生潮，车厢里不像从前到处见到学生脸，亦不像先前那样热闹了。每个假期，宁夏学生回疆，在兰州转车后，群体就变得更加庞大起来，因多为民院学生，有维族、蒙族，还有哈萨、俄罗斯、锡伯、回，去疆的乘客像看风景一样看着我们这群大呼小叫的学生，吆五喝六的，左一群右一群，前面几个后面几个，散布在硬座车厢，因火车总是超员，大家总是热闹地挤在一起。只要是新疆学生，不论哪个学校的，只要碰在了车厢里，就是没有座位，也都招呼着挤着坐了下来。维族男生性格开豁，许多上车都拿着吉它，高兴的时候，就唱了起来，用的是维语，粗厚苍劲的嗓音，感情自然、飞扬，所以听现在流行的刀郎总觉缺了挚在，刀郎歌声的后期处理痕迹过重，感情也夸示得有些虚渺了。当年的车厢因这歌声沸腾起来，欢呼的，吹口哨的，所有的人都快乐着。再看窗外，有时是夏季酷白燥烈的阳光，村庄和城市一一退去；有时是大雪覆盖的戈壁荒滩，远处雪白的山峦旋转着，旋转着，都在歌声里。
那时我从银川回到库尔勒要三天的时间，兰州是新疆学生回家的汇聚点，吐鲁番是南北疆学生的集合点，乌鲁木齐又是北疆学生的大本营。库尔勒可算是南疆首府，也是新疆第二大城市，但从内地直达库尔勒的火车到现在还只是西安发往库尔勒的一趟普快列车，所以从来也没有疏松过，尤其到了假期，车票紧张得像起了战事一样。但是上了车就不一样了，个个兴奋快乐。从一个车厢到另一个车厢，如过日子串门一样，找同学找同乡，有时最见一个，有时遇见一堆，就大笑大喊起来。大三那年冬天我返校，出发晚了两天，路上见到的学生就少多了，从库尔勒出发，一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冷清，寂寞，到了巴伦台已经天黑，窗外黑魆魆看不见任何，惟见自己的眼印在窗玻璃上，车厢昏暗的灯光在里面闪着。但身后突然有人在大声喊着乘务员，语词不清，听着像是喝多了酒，是问乘务员要水喝，但这声音熟悉得很，我赶快扭头，一看果然是，心里一阵欢快，喊出声来。他醉了，他叫艾河买江，阿克苏人，一个维汉混血儿，英武漂亮。艾河买江拿醉眼盯了我一阵儿，认出来的时候，用吓人的大嗓门喊我的名字，问我怎么是一个人，说着不由分说伸手拉我起来，领着我来到车厢最后一排，原来还有别人，一个是艾河买江的女朋友，一个是法律系的男生，都是一个学校的。接下来一切都由他操办，调换座位，摆放行李，安置好所有，接着就继续喝酒，没有酒杯，就用那种矮胖的罐头瓶替代，几口下去，就记得自己面红耳赤，嘴角麻麻。后来到了学校，听说有人请艾河买江喝酒，原因是谢他把我带回学校，我们是同乡，其实我是为了躲这个人才晚出来两天，那好像是最初的情事，几年在一条铁轨上来来去去，我茫茫然觉得不是，就只有躲了。十年后，回库市见到过他一次，两个人面对面喝着啤酒，他问我是否抽烟，我说不，他就自己点了烟，以前他是不抽的。他看我的手，说洗了碗要揸护手霜的，我揶揄了他，说他是个事妈妈。他拿了女儿的照片让我看，像他得很。分手时，他拿眼斜我，说你还是从前。我不吭气。就因为不是从前了，往事释然了许多，我才能这样和他坐在一起，他哪里知道这些呢。
去年冬天在库市街上走着，迎面碰到艾河买江当年的女友，但已是别人的妻了，曾经的蒙古族姑娘，仍然是那么瘦美，说话快起来的时候，还是和当年一样的腔调。 艾河买江和她曾是校园最风风火火的一对情侣，两个人都有着火爆的脾气，两个人皮肤都黑，被同学们戏谑地叫成“小二黑”，爱起来的时候就是对小夫妻，出双入对，不顾众目腻在一起；吵起来的时候，刚从食堂端回来饭盆子就扣在了宿舍的窗子上。艾河买江爱酒，喝多的时候还打过她，她哭嘤嘤地回到宿舍不出门，晚上艾河买江就在她的窗下喊，辛琐儿，辛琐儿，我爱你，给你跪下了，你看看啊。叫得全楼女生都在房里笑，叫得看大门的阿姨去哄赶他。艾河买江一气之下竟然又动手打了看门的阿姨，于是学校处分他，于是辛琐儿借了钱买了礼物去阿姨家为艾河买江赔罪。从学校出来，我再没有见过比他俩那时更好的爱情，这样的好爱情，是要好人儿好年龄是才能有的。后来与辛琐儿坐在一起，说着学校的往事，忍不住就哈哈大笑起来，也说起艾河买江，辛琐儿像说着一个老熟人，嘴角与眼里都泛着浅浅地笑，说都有自己的家了，还提起这段情事的一些风雨，真是未见一点感伤，豁脱的心境令人欢喜。
火车上还有从南方来新疆旅行的学生。记得清楚的是个女孩子，她独自一人，个子不高，嘴唇厚厚，是蜜色的皮肤，身体看着结实。那是夏天，天热，车厢里人多气味不好，晚间却不敢开窗，昼夜温差太大，开窗冷得睡不成，就像是在闷罐里，连毛孔也被堵塞了。但每个还是汗流浃背地瞌睡着，我难过得睡不着，想去走廊透风，却不敢离开自己的座位，一离开座位会马上被别人占去，就睁着酸涩的眼打量起对面睡得昏昏然的这个女孩来。她也从兰州上车，这时头靠在车窗上，眼闭着，像是喘不过气来似的，痛苦地皱了眉，脸上泛着汗水的光泽，颜色发青，让人想到电影《卡桑德拉大桥》里那些染上鼠疫的人。好在天亮之后，她脸色好看许多，像是度过了危机。一路上她没有话，不像我身边还有同学，孤单地一个人。多年来，只要我独自一人在路上的时候，总也想起这个陌生的女孩，大概独自在路上的人总会有相似的情怀吧，连那看着窗外的表情也是有几分相象的，孤单着，廖落着，恐怕这是人心底的模样，所以这相似与相象总也是说得通的。
7.
1996年我家从团场搬了出来。家里能卖的都卖了，连只鸡也没放过，那是母亲养的芦花鸡，我记得父亲把卖鸡的钱给母亲的时候，母亲眼睛红了。城里不像团场，各家有个大院，院子里养着家畜家禽，放学回来我就可以听见母鸡响亮的咯咯声，它那么得意，母亲说，那是因为它刚下了一个蛋，在告诉你呢。我跑进鸡舍，果然，稻草堆里藏着一个热乎乎的鸡蛋。有时正做着一件事，母亲却催去鸡舍收鸡蛋，就急慌着脚步进了鸡舍，芦花鸡以为我要捉它，吓得惊跳起来，扑上扑下，叫叫嚷嚷，鸡舍就乱成一团，等我吃了一鼻子的灰，狼狈跑出的时候，那只暴烈的大公鸡就跳到了墙头或者柴堆上，瞪着眼看我这个捣乱者。
搬到库市，单位的房子还没有分下来，母亲就在单位附近租住了一套老乡的平房。96年回去的时候，我就和母亲一道成了艾沙木罕家的房客之一。
艾沙木罕有个美丽的女儿叫阿兹古丽，阿兹古丽还有一个姐姐，叫阿夏尔古丽，阿夏尔古丽还有一个七岁的儿子，他们三个与这个家庭的主人——母亲艾沙木罕在城郊种着几分棉花地，另外的生活来源就是收住一些房客。艾沙木罕有时愤恨着抱怨，因为那些汉人房客总把不干净的水倒在院子里，大女儿阿夏尔古丽没少为此事和那些汉人房客争吵过。在艾沙木罕一家看来，即使是洒院子的水也要是清洁的，而那些汉族房客不仅把洗衣洗身的水，还把做饭时洗肉的水也倒在院落里。除了我们家，艾沙木罕不让其他房客用她家的厕所，也是因为民族禁忌的缘故，因母亲是维汉混血儿。96年夏天我回到家的那天下午，正在房里和父母说话，艾沙木罕喊了声母亲的名字就进了屋，她手里揣着三个无花果，进了屋一直看着我笑，问母亲，这是你的大女儿？母亲用维语回了她，她把手里的无花果递给我，也用维语，我只听懂一些极简单的词，母亲呵呵笑着说，艾沙木罕让你吃她种的无花果，是欢迎你回家。
艾沙木罕快要七十岁了，瘦瘦的身材，下巴尖尖，真是鹅蛋儿脸，眉眼也好看得很，皮肤白，年轻时一定美极。虽然瘦，但身子还算硬朗，每天早早起来，去地里翻土除草，回来再带捆青草，丢给羊或者马。艾沙木罕腿不好，走起路来总有些拐，后来问她，她说是关节炎。一个大热天的中午，我从外面回来，看见她顺着梯子刚从房顶上下来，我问，艾沙木罕，你到上面去做什么？她指指腿，说到上面晒一晒。我笑了，告诉她那是晒不好的，要吃药。艾沙木罕摇摇头，说药不管用。
几家房客里，只有我家与艾沙木罕一家处得其乐融融。傍晚或者午间，吃了饭，艾沙木罕的屋子里就放起了音乐，音乐一起，母亲也高兴起来，便坐在艾沙木罕家的屋檐下，叫阿兹古丽给她跳舞。阿兹古丽从不扭捏，脸上却羞涩地笑着。阿兹古丽动着脖子，打着响指，回头，转身，我们在一旁欢喜地看。艾沙木罕挥着手示意我们与阿兹古丽一起跳，在她们看来，跳起来才是真正的快乐。看见阿兹古丽我就觉得那是年轻时的艾沙木罕，她俩脸形相似，身材相似，皮肤相似，连性格都相似，和和气气的，就是不笑也觉着她们心里的阳光与洁净。
因为会说维语，性格也和她们一样直爽快乐，艾沙木罕一家对母亲格外亲热。一天中午，全家都在休息，我在外间听到有人轻轻地喊母亲，吐尔逊罕，吐尔逊罕，我起来，从窗户看是阿兹古丽，便回了阿兹古丽，吐尔逊罕睡觉呢，有事吗？阿兹古丽心事重重地看了我一眼，用汉语回我，想和吐逊罕说话，但她睡觉就算了吧。说完转过身子进了自家的门。她进了屋，我倒奇怪起来，上初中的小阿兹古丽竟然要找母亲说话。下午我要出门，出门前母亲午休还未起，便给母亲留了条，告诉她阿兹古丽有事找她。出了门，我看见阿兹古丽托着脸坐在小板凳上，盯着院里的无花果树出神，大作的蝉声被她抛在身外。我对阿兹古丽说，吐尔逊罕起来你去找她，阿兹古丽就腼腆地笑了。
阿兹古丽的姐姐阿夏尔古丽和母亲更要好，阿夏尔古丽性格泼辣刚烈，年龄与我相当，男人死的时候，儿子还在肚子里。孩子长到七岁了，她仍然是一个人过着，但她想找个好男人，经常趴在母亲的耳边说心里的想，她俩用维语说，说得快极了，我一句也听不懂，说到高兴时，两个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我问母亲，母亲呵呵着不说明白。阿夏尔古丽每天下了班回来，如果母亲在院子里乘凉，她就要扑上身子，亲一下母亲的脸，或者拍拍母亲的肩。
1996年7月，做了艾沙木罕一月房客的我离开了她和她的家人，之后再未见过。那天是傍晚的火车，晚饭过后，我去和艾沙木罕告别，这天的艾沙木罕家特别安静，阿兹古丽与阿夏尔古丽不知去了哪里，只有阿夏尔古丽的巴郎蹲在马圈前，端着瓢水浇蚂蚁洞。艾沙木罕的房门开着，我与母亲直接进了屋，正屋刚洒了清水，太阳的落晖穿过无花果树，斜射在地上，将我的影子拉得细细长长。我拐进右房，见艾沙木罕正跪在床上做昏礼（穆斯林一天五次礼拜之一），似未见到我们一般。我们退了出去，坐在门前的矮凳等她。后来艾沙木罕将我送到路口，分别时母亲般地摸了摸我的脸。
半年之后，母亲分到楼房，搬离艾沙木罕家。听母亲说，艾沙木罕后来也搬走了，搬之前母亲去看过她们一次，她们高兴至极，做了拉条子款待她。母亲还说，最后一次在街上碰到阿夏尔古丽的时候，她仍然是一个人。而阿兹古丽，初中毕业考了中专，上了一家林业学校。
第二年也是7月，我去新疆出公差，去了美丽的伊犁河谷、赛里木湖还有喀那斯草原，认识了一位爽朗地维吾尔族老人，他是当地一家报社的党委书记，叫克尤木，一路对我关怀照顾，在喀那斯草原，见我从坡下采了大把花儿回来，眯着眼说，你就叫吐尔逊古丽吧。
古丽是花儿的意思，艾沙木罕家有两个古丽，这两朵美丽的花儿，至今在我心里盛开着。
8.
写着这些文字的时候，大多在深夜，有时停在一处出神，恍惚里有火车弯着孤度的修长车身，有旋转着的山峦与草地，有半夜里小站上手持旗帜的列车员，还有吐鲁番车站的维语播音，以及巴伦台深山里清澈的山泉。1989年坐着火车出疆的时候，看着这些听着这些还是新鲜的，但后来都淡漠了，由着它们经过，闪去，当它们是时间，是空气，是夜夜的睡眠。
许多年来，我回避这样回忆往事，这样清晰地找见过去，一定会找出许多惆怅，这惆怅除了一些人与事的散失之外，还有便是怕找出与新疆的日渐生疏。常常有人这样问我，新疆那样美，为什么要来宁夏？我未有完全回答过这个问题，任何一次都只是一个断章，和这个问题的发问者一样，我在期待自己更完全与准确地回答。
但现在我只能找到过去的一些事件，一些人，让它们曾经的存在为我提供线索与启谕，但隐约里我似乎觉察到，找到或许容易，记录会十分艰难。比如现在，我又回到了1989年的火车上，在这趟意味着一个开始的火车上，有多少我离开的因素。
父亲与我从团场带出一个大行李，我的衣物被褥一切用品全被打在这个大包袱内，份量很沉，体积巨大，本来是要托运，但托运处临时不知何故一下拥来许多人，父亲看着时间紧张，就一把扛在肩头，说快上车吧。我记得托起行李的一瞬，父亲咬着牙皱了眉，而行李太大，父亲扛在肩头，头要狠歪在一边，才能保持身体的平衡，我伸手想帮父亲托住另一边，父亲不让，催促着我快跑，先要让我上车。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他跟在我身后，行李太重，他跑不起来，但也几乎是跑起来了。
1989年父亲送我去学校后，还要顺带回一趟湖南老家，南辕北辙地两个方向，他不在乎距离的远。说到这里，他头歪在一边扛着行李的模样突然将我置入另一个时空，我分不清是他在离开，还是我在离开。透过1989年那辆火车的车窗，我看到了他们，一个是18岁的女儿，一个是51岁的父亲，而我已经从他们之间剥离，走出，成为一个旁观者，检视者。我看到这一对父女脸上的相似，以及命运的重复。这个女儿和她的父亲一样，是一个自觉着离开故乡的孩子，她从小被大人们灌输着转身离去的意志，不仅仅如此，除了大人的灌疏，她还自己找见了离去的理由，但她和父亲一样缄默着不说，我看着她印在车窗上浅浅的侧影，听见她因为自己年轻地离开发出轻悠的叹息，这叹息，似是舒着一口长气，但湿碌碌地，所以气息没有飞扬起来，最终是悄悄地落到一个角落里去了。而她的父亲，此刻在怀念着家乡葱郁的山峰，心情也是湿湿沉沉，他想着自己当年急着离开故乡，其间的原因除了贫穷，也有着他说不出口的缘由，但现在他是急着回到故乡了，他甚至有些怪怨女儿，为什么没有从新疆考回到自己的故乡，这样不是让他更欢喜么。女儿几乎是在和他一样的年龄时加入了成为异乡人的行列，女儿也会在和他同样的年龄时开始怀念故乡，1989年的火车让这对父女，两个相似的命运面对面地坐在了一起，但是他们绵长的思绪是朝向着两个方向，一个是回到过去，一个是遥望未来，但虽然是两个方向，却都是一样的渺远，无法切近。
下一次与父亲一同坐在兰新线的火车上是2002年的事了。病中的父亲比当年更要急迫，急迫地想回湖南老家。为了治病，这一次是我把他从新疆带出来，他已衰老，并且大病初愈，神色倦怠，手里已没有更多的力气。但他满心期待，期待我在银川为他找到一个好大夫，瞧出他的病根儿，让他快快痊愈。一路上我与父亲没有更多的话，我说不出更多的一句，心里满是恐惧，那个长在父亲肺上的肿块，我在私下里拿着CT片对着阳光与灯光看了又看，它有着难看恶毒地长相，边缘上竟然长着细密的毛刺，家里没有人敢对这个难看的家伙下结论，医院里莫棱两可的诊断更令人忧心忡忡，但我悄悄翻阅资料，心狠地像个刽子手，拼命想找到答案。答案在我的寻找中已经有了，我所以几乎不能与父亲说话，更不能看他满是希望的眼睛。但我不能阻止他的希望，我扶着他上下车，他喘着气，不停地问我要他的背包，他说沉着很，你背不动的。这背包里面装着他一年四季的衣服，他打算治好病就回湖南老家，好好住上些时日。后来，他是回了湖南老家，在第二年的春天，只是回去的时候，成为了一把骨灰。
1989年，在父亲的陪伴下，我坐着火车离开了团场，离开了新疆，这一走真似父亲当年一样不容易回头了。1993年大学毕业分配仍然是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但这个原则和当年我不曾设想走不出沙漠的失败一样，它始终没有进入我的意识之间，不知这样一种没有来由地直觉是否真实地存在过，但所思的确是被它支配着的，像是身后有一团看不见的力量推着直往前走，可以设想不回去的将来，却无法构思回去的状况。这个没有来由的直觉最终兑现成事实，我因为所谓爱情的理由留在宁夏，一个突如其来的爱情，让兰新线上多了一个陪伴着我的身影。许多年过去了，因为我，他所以对于新疆所有的事物都存着好意，哪怕一个陌生的人，如果说来自新疆，或与新疆有些渊源，他便会激动起来，这样的热情，虽是因距离隔着一层生疏，却让我好生羡慕。
想象中，兰新线的铁轨如同一条黑色绸带，被沙漠与戈壁的风吹动起来，在视线的遥望间，舞荡着悠长的身体。1989年的火车最终构成了一条绵长的记忆，附着在那条黑色的绸带之上，在和着沙的风里起伏不断，甚至翻滚。所有的事件当中，都会有一些人，因我在这条黑色绸带上的往来而被牵动，父亲，母亲，他，孩子，以及许多素不相识的人，我与他们在路上相识，在路上告别，突然地相遇，迅速地散开，没有理由也无法述说，让我疑惑这些到来的真假，而最终会无可奈何地归就于宿命，再发出一声恍如梦幻的感慨。但是这些经过和那些站名一样，我至始至终记忆犹新。很多次寂寞的旅途中，因为想起他们，寂寞变得生动起来，有一些笑容浮现了，有一些声音切近了。但是这一次我隐去了他们，是为了让他们继续生动地飘荡在那条黑色的绸带上，受到沙漠与戈壁的滋养，得到热风与大雪的抚摸，从一颗微小的沙粒变成黑色绸带上滚动着的珍珠，圆润夺目起来，等待我在下一次的临近中将它们采撷。
这一次还没有结束，我却已经盘算着下一个开始了，是的，我仍要在未来回到1989年的火车上，仍要在这条黑色的绸带上编织更加细密的记忆，我当1989年的火车是个永恒的开始，我将不断地进入，而每一次进入，它都会带给我一些更纯粹地声息，让我将事件以及事件里的人，更清晰、自然，更生动也更卑微的加以呈现。
文字写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接近尾声，凌晨三时，家人都在沉睡，还响着的声音是，指间的敲字声，电脑的嗡嗡声，而对面的屏幕上，隐着一张充满倦容的脸。几日与黑色绸带的纠缠令我困乏，许多次文字在我手间险些就变成喷薄而出的火焰，燃烧的快乐与痛楚一并在其间挣扎，但因为是在深夜，夏夜清新的宁静缓和了一切，让那些难以抑制的喷薄成为与一条黑色绸带的缠绵，却也依旧强烈与新鲜。所以我虽困倦，却仍就不舍，像是要与这1989年的火车作别，看着它鸣着汽笛，冒着白烟的身躯，是背离着我，要去远方的样子。而我却还有未有言尽的话，而我希望它停下来，停在我一眼就能清晰望见的草地上，那是翻越天山时的草场，山坡舒缓着，草地是鹅黄的绿，火车就停在绵延起伏的山峦间，停在蓝天与草场刚刚留给它的空隙间。它停在那里，提醒我1989年离开新疆的开始，也揽着我越发想走近它的盼念，这个载着我命运最初的起伏的交通工具，赠予我了它本身所意味的漂泊，或许我根本谈不上漂泊，仅仅是学着它的样子，不停地走罢了。事实上，1989年的火车后来不断地更名，成为1992年、1996年或者2002年的火车，随着名字的更换，火车也有了每一年不同的意味，虽然现在我还未有清晰找见这些变化，但把它作为一份留存，作为下一次文字的开始，我已经在为此暗暗欣喜了。此刻，像是真真看见它停在那里一样，我把它看做了一座界碑，也像上古时代的结绳，告诉我许多生命的分界，我在这些分界的前后左右，找到那些葡萄树，夜晚，以及流淌着清清溪水的小石桥，还找见一些人，他们和我一样经历着火车，经历着奔波，经历着比我更纯粹与更刻骨的飘泊。
2004/6/12 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