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度过欢乐而短暂的假期以后就开始到处奔走，找人洽谈有关标本的收藏问题。
他找了很多“大人物”，却没有一点结果：既没有得到官方的资助，也没有得到博物馆的支持。连赫赫有名的大英博物馆和在布鲁顿街的动物学会博物馆，都对他那些还没有定名的标本不感兴趣。这种漠视标本的态度，以及他亲眼见到的常常为了一些枝节问题争论不休、相互攻讦，而对科学上的一些重大问题却漠不关心的坏习气，使他有些灰心。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五年来历尽千辛万苦得到的这些珍贵标本竟会遭到这样的冷遇。“难道我的心血就这样白费了，”达尔文自言自语地说。“不，我相信总有‘识货’的人。”
一天，达尔文怀着崇敬而胆怯的心情，和亨斯洛教授一起去拜访赖尔教授。赖尔在地质学上的巨大贡献使达尔文对他十分崇敬；可是，这样一个很有名望的地质学家会不会给他吃闭门羹呢，他又感到胆怯。
其实，达尔文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和亨斯洛教授来到赖尔家中，受到了热情友好的接待。谈话中，赖尔那种明朗、严谨、果断而又敢于创新的思想作风，给达尔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达尔文就把自己的计划和在各地受到冷遇的情况告诉他，赖尔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并且设身处地地替达尔文考虑怎样把计划修改得更实际些。他坦率地对达尔文说：
“对于一个博物学者来说，在英国最合适的地方，除了伦敦就是剑桥。剑桥有您的良师益友，亨斯洛教授在那里会给您必要的帮助。您搬到伦敦来住，我可以帮助您结识一些博物学者。当然，以后的工作还得由您自己去做。”
“非常感谢您，赖尔教授，”达尔文说。“不过，我的资历很浅。”
“资历？很多人用资历装扮自己，就象用斗篷来遮盖赤裸裸的身体一样，”赖尔激动地说。“有些人资历很深，在科学上却一事无成，甚至利用自己的资历去吓唬别人；有些人好象缺少足够的资历，甚至什么资历也没有，却能在科学上作出成就和贡献。您有比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敏锐的观察能力，这就是有利的条件。”
达尔文回答说：“我在学校里只是尝试性地搞了一些我感兴趣的东西，不过是甲虫、青蛙和一点植物学。这些，亨斯洛教授都很清楚。我学的专业是神学。”
“可是你忽视了它！”亨斯洛教授遗憾地说。“我看你做个安分守己的乡村牧师的可能性已经相当小了。”
“达尔文先生，您应该是贝格尔舰的毕业生了，”赖尔风趣地说。“我看，这样说更恰当一些。”
“在贝格尔舰上，如果没有您的《地质学原理》，我就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下手工作了。”达尔文由衷地向赖尔表示感谢。
“不要这样讲，”赖尔说。“您什么时候能够给地质学会写篇论文？”
“关于智利海岸近期的升高，还有安第斯山脉地质的变化，我都做了些考察，”达尔文认真地回答说。“事实证明，您的理论是非常正确的。”
“关于珊瑚礁的形成呢？”赖尔问达尔文。“亨斯洛教授对我说，您在这方面有新的看法。”
“那是您的课题，教授，”达尔文抱歉地说。“我做梦也没有想要闯入您已经研究多年的领域里去瞎说一通。”
“任何人都不应该在科学上划分势力范围，搞圈地运动，”赖尔说，“要提倡互相学习，勇于发表新的见解，只要言之成理，我们就应该服从真理。您可以推理我过去关于珊瑚礁形成的理论，大胆地把论文写出来。”
达尔文跟着亨斯洛教授离开了赖尔的家。达尔文感到在他拜访过的伦敦那些“大人物”中，没有一个人象赖尔那样友善和仁慈。正象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里所说的：
再也没有比赖尔更热心、更和蔼的人了。
达尔文非常尊重赖尔的意见，他先在剑桥把标本整理了一下，然后就搬到伦敦，在大英博物馆附近租了两间房子住下来。在这以后的两年时间里，他核对了航海日记中的全部记录，联系出版了《贝格尔舰航行中的动物学》，还写了几篇地质学论文。
从此，达尔文和赖尔的交往频繁，赖尔成了达尔文“最有力的朋友”。他们常常在一起畅谈南美洲的地质情况，交换各自的研究心得和体会。达尔文提出地质学方面的任何疑难问题，赖尔总是不厌其烦地加以解答。赖尔还常常对达尔文的一些新见解提出各种各样的异议，迫使他把问题想得更周到一些。
达尔文不但在学术上十分推崇赖尔，就连赖尔那种“工作强度以不损害身体健康为限度”的治学精神，也成了他效法的榜样。他仿照赖尔的办法，安排了自己的作息时间。他把一天的时间分做几个阶段，每工作两小时就上街去办一些事，回来再继续工作。这种用改变工作内容来代替休息的安排，真是一种积极休息的好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果然非常有效。
不久，达尔文关于珊瑚礁形成的论文写好了。按照达尔文的观点，珊瑚礁不是由于火山口上升才造成的，而是海底下降，把珊瑚虫带到海洋深处形成的。它和赖尔的“火山口上升”理论是针锋相对的。赖尔看过这篇论文的原稿以后，好些天里一直都在想着珊瑚礁形成的问题。他没有以地质学权威自居，去压制达尔文。相反，他还创造条件，让达尔文到地质学会上去宣读这篇论文。最后，他高兴地接受了达尔文的观点，放弃了自己曾经用来解释过许多地质现象的“火山口上升”理论。他在给英国天文学家和化学家赫歇耳的信里是这样说的：
关于达尔文的珊瑚礁形成的新理论，我有很多话要说。我已经敦促休厄尔去请达尔文在我们下一次会议上宣读他的论文。我必须放弃我那个“火山口上升”的理论。但是最初这样想的时候，我感到了痛苦，因为我用那个理论解释过许多别的地质现象……现在看来，其实同“火山口上升”没有什么关系，达尔文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在达尔文发表了几篇地质学和动物学的论文以后，赖尔又介绍他参加了英国科学协会，推荐他担任地质学会秘书的职务。为了鼓励这个年轻的地质学工作者，赖尔还把他心爱的地质锤送给了达尔文。这件不寻常的礼物后来成了这两个密切交往约四十年之久的伟大科学家之间真诚友谊的见证。
老一辈科学家赖尔那种令人钦佩的崇高品质和优良学风对达尔文的成长起了十分巨大的作用。为了感激赖尔的支持和帮助，后来他在给赖尔的信里说：
为了您在地质学方面给我的巨大帮助，我早就想用一种比仅仅提到您的著作更直接的方式来表示对您的感谢。
达尔文把自己得意的著作——《考察日记》第二版献给了赖尔。在这本书的扉页上印着这样一段感人肺腑的献词，作为表示他的“感激和友情的最诚恳的标志”：
我把这本书的第二版呈献给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查理·赖尔先生
因为这本考察日记和我的其他著作所以能够被公认具有重要的科学功绩，正是由于学习了大家都知道的他的惊人名著：《地质学原理》。
达尔文和赖尔在地质学研究中互相尊重，互相切磋，在共同的奋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他们后来在物种起源问题上互相帮助，共同提高，推动科学的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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