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832年一月中旬的一个早晨，太阳从依稀可见的佛得角群岛后面喷薄而出，微风轻拂，海面泛起一道道耀眼的金光。贝格尔舰正驶向这个群岛中的主岛圣地亚哥岛。达尔文躺在吊床上如饥似渴地阅读着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1797－1875）的《地质学原理》（第一卷）。这是亨斯洛教授在他出发之前推荐的一本新作。赖尔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地球缓慢变化的理论，指出地球变化的原因不是由于什么超自然的外力，而是由于自然界本身的力量，是风雨、温度、水流、潮汐、冰川、火山、地震等因素，在漫长的时间里逐渐造成的。他“试图用现在起作用的因素来说明地球表面过去的变化，决不可以和创世论相混淆”。这些观点是刚从神学院毕业的达尔文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他感到十分新奇。可是亨斯洛教授一再叮嘱他不要接受赖尔书中的观点，因为亨斯洛教授当时是笃信居维叶（1769－1832）“灾变论”的。居维叶和他的学生们认为，地球历史上曾经有过多次周期性的大灾变，每次突然的灾变都把地球上的生物全部灭绝了，以后又由上帝重新创造出和过去毫无联系的生物来。
究竟是赖尔的理论正确，还是居维叶的“灾变论”正确，达尔文一时难以抉择。
达尔文带了这个问题随着贝格尔舰驶进圣地亚哥岛的普拉亚港。达尔文早先由塞奇威克激发起来的对地质学的兴趣，现在变得更加浓厚了。
一天，达尔文和科文顿背起背囊，拿上地质锤，沿着干涸的河流去考察两岸的地层，一路上拣到许多奇特的岩石。其中有黑色的火山岩，结晶的石灰岩；还有一块叫不出名字的岩石，上面有一束束美丽的、呈辐射状分布的细纹，看样子很象文石。
“达尔文先生，这些杂乱无章的石头，拣回去有什么用呢？”
“每当开始考察一个新地区的时候，没有比地层中岩石的紊乱更使人伤脑筋的了。假如我们按照赖尔的方法，标明每块岩石在地层中的次序，再把这些岩石同生物遗迹——化石或者贝壳层的分布情况结合起来，同现存的生物作比较，就可以断定那个新地区的地质年代，也可以看出那个新地区在近期里是不是发生过上升或者下沉的运动。”
“这么说，赖尔的方法是非常有用的了。”
“是的，赖尔处理地质学的方法，决不是我随身携带的任何一本著作中提到的方法所能比拟的。”
他们按照赖尔的方法，继续考察一段时间以后，再看野外的岩石就没有“杂乱无章”的感觉了。相反，他们感到岩石都是按照一定规律展现在自己眼前的，尤其是河流两岸和新近断裂的地带，岩石和贝壳之类的分布，层次格外清楚。
使达尔文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海生动物的遗骸，只要找到了它们，他总要叫科文顿立刻贴上标签，自己又把遗骸周围的环境仔细地记录下来。
科文顿有些不耐烦地说：“达尔文先生，简单地记录一下，以后再整理补充不行吗？”
达尔文回答说：“那可不行。用简单的记录来代替详细的描述，很容易使一个科学家以后用不正确的和肤浅的假设去填充自己知识上的空白。”
科文顿又说：“难道您就不相信自己的记忆力吗？这样有趣的事实，怎么也不会忘记的！”
“小伙子，千万别轻信自己的记忆力，因为在某个有趣的事物出现以后，还会有更有趣的事物接踵而来，时间一长，记忆力就会变得不可靠了，”达尔文耐心地解释说。“千万别让最有价值的资料从我们眼皮底下悄悄地溜走了。”
经过他的解释，科文顿心悦诚服了。科文顿主动地帮助他收拾工具，整理标本，包揽了一切杂事，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去仔细考察，详细记录。
每天回到住处以后，达尔文总要再把一天的考察情况写到考察日记里去。有个深夜，斯托克斯一觉醒来，看见他还在灯下整理标本，按照分类的名称、发掘的地点和地层等登记在册子上，不禁十分关心地说：“达尔文先生，什么时候啦，您还不睡觉，真不怕麻烦。”
“这确实是一件麻烦的工作。可是，如果不这样做，以后再把各种标本进行分类，就很可能发生错误。得到一个分类错误的化石，比没有它还要糟糕，”达尔文强调地说。
达尔文不管得到多少标本，一定都要在当天贴上标签，加以分类，登记在册子里。这成了他身体力行的一条准则。
他们继续进行考察。科文顿划着小船，顺着海岸缓慢地前进。
“科文顿，你看，这段海岸一定是新近隆起的，”达尔文激动地说。
“谁有那么大的力量把它从海里托起来呢？”科文顿怀疑地说。
“你看，海岸上残存的海生动物和我们前几天采集到的标本，都跟现在生存在海里的动物完全相同，并且它们都在最高水位以上。看来赖尔认为地球表面近期里还在缓慢变化的看法是正确的，”达尔文满怀信心地说。“今后，我们必须把《地质学原理》当作环球考察的理论指南。”
“达尔文先生，您不是说过，亨斯洛教授叫您不要接受赖尔的理论吗？”
“他确实是我最崇敬的老师，我一向把他的话奉若神明，可是现在，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得不违背他的嘱咐，而要成为赖尔理论的热心信徒了。因为我应该尊重事实。”
水文考察人员在佛得角群岛做完水文测量工作以后，舰长菲茨罗伊决定穿过赤道，到南美洲东西海岸去考察。
贝格尔舰又启航了。平静的夜晚，明月当空，闪闪发光的大海呈现出一片奇妙而美丽的景象，船头劈开闪着粼光的波浪，船尾跟着一道乳白色的拖痕。到了白天，海面上铺满了泡沫，放眼望去，一个浪峰接着一个浪峰，是那么晶莹明亮。
1832年二月十七日，贝格尔舰经过圣保罗岛驶向费尔南多－德诺罗尼亚岛。它就要穿过赤道了。按照当时的航海习惯，凡是第一次横渡赤道的白种人都要接受一次叫人害怕的“剃面术”的考验，大概是为了请海神保佑他们安全通过赤道线，今后也一帆风顺吧？
达尔文等三十二个第一次参加远航的白种人，被召集到一间大舱房里。舱口紧闭，闷得人十分难受。四个打扮成“海神”的军官走进来高声地喊着：
“从来没有穿过赤道线的朋友们！我们就要穿过赤道线了。再没有比在皇家舰船上通过赤道线更有意义的事了，下面我们就要举行穿过赤道线的仪式。”
“残酷而又野蛮的风俗，它的意义早就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失了，我们何必还要维持这种过时的传统呢？”画家厄尔不同意地说。
“不，不，有的传统还是要保持的，”威克姆命令手下的人说，“赶快把他们的眼睛蒙起来，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
接着，达尔文他们三十二个人都被蒙上眼晴，拉到了甲板上。“海神”沙利文怪声怪气地宣布说：“菲茨罗伊舰长，海神愿意把上帝的意志附加在您的身上。”
“我衷心地感谢您，海神老人！”菲茨罗伊恭恭敬敬地说。“愿仁慈的上帝保佑他的子孙，阿们！”
“海神”沙利文宣布说：“第一个是达尔文，他是船长的朋友，根据他在船上的威望，必须第一个接受这项仪式。科文顿，演奏开始！”
说着，一桶凉水劈头盖脸地浇在达尔文的头上，欢呼声和音乐声交织在一起。两个“海神”拉着达尔文转了一圈，就把他按在一块木板上，用油和颜料涂抹在他的脸上和嘴角周围，然后再用粗糙的铁环拚命地刮去。信号一响，又把他推进一个用帆布制成的大浴槽里，还有两个“海神”按着他的脑袋在水里一捺一松，呛得死去活来，直到“海神”心满意足，才把他放走，再换第二个人……
这种恶作剧，使达尔文感到比生一场大病还要难受，好几天也没有恢复过来。菲茨罗伊亲自来看望他了。
“辛苦了，达尔文先生，是不是‘海神’把您作弄得过分了些？”
“我内心非常憎恨这种恶作剧，说实在的，我当时真想挣脱他们，不受这种折磨。不过，为了顺利地到达南美洲，也为了您的尊严，我还是忍受了这种折磨。”
“好了，别谈这些了。科文顿，好好照顾达尔文先生，”菲茨罗伊说完就走了。
科文顿看到达尔文还没有摆脱晕船的痛苦，现在又受到这种摧残，很不理解地说：“达尔文先生，根据您的身体情况，您是很不适合航海这种倒楣差使的，听说您很快就要当牧师了，何苦来受这种罪呢？”
“我希望在自然科学的宝库中增添一些财富，这种强烈的愿望激励着我走上了这条道路。我相信，这种愿望能够促使我排除各种困难，去迎接胜利的曙光。”
甲板上传来了舰船就要靠岸的欢呼声，水手们都在准备收帆停泊。达尔文不顾科文顿的劝阻，坚持走上甲板，参加到水手们的行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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