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没有等外科手术做完就退场的事，引起了汉密尔顿先生的不满和同学们的议论。
达尔文自己也知道，学校明文规定学生必须完成人体解剖的所有实习以后，才能参加专业考试；可是，他实在没有勇气再去观摩那种惨不忍睹的外科手术。他心烦意乱，不能理解为什么硬要叫一个见到流血、死人就害怕的人，亲手去解剖尸体，并且还要观摩在不用麻药的情况下给病人做手术呢？
严冬来临，爱丁堡大学的图书馆里却温暖如春。达尔文在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寻求各种知识，哲学、诗歌、昆虫学、贝类学、名人传记，看了一本又一本。不过，他心里总不踏实，怕将来拿不到毕业文凭。他有时候痛恨自己没有男子汉的勇气，见了血就心惊肉跳；有时候埋怨父亲给他选择了医学这个倒楣的专业。他很想抛开医学专业，走自己的路，可是又怕违背了父亲的意愿，会受责备。
一天，高年级的学生罗伯特·格兰特（1793－1874）和约翰·科尔斯特里姆（1806－1863）看到达尔文这个小同学情绪低沉，就约他到海边去散步。格兰特比达尔文大十六岁，在各方面都显得有主见，更有活动能力。科尔斯特里姆是一个出类拔萃的青年，说话拘谨，笃信宗教，而且极其仁慈。他们都对医学不感兴趣，却热衷于水生生物的研究。
一路上，他们讨论着共同关心的生物学问题。从贝类到昆虫，从现实到未来，从培根（1561－1626）的“知识就是力量”到他的“跛足而不迷路能够赶过虽然健步如飞但是误入歧途的人”，话题十分广泛。达尔文听他们两个谈话感到比在课堂听课有意思得多。
格兰特兴奋地谈到，他最近又读了一遍拉马克的《动物学哲学》。他说：“我认为，这是到现在为止，关于生物进化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拉马克用环境的直接影响，器官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状的遗传解释了生物的进化。实在太妙了！”
科尔斯特里姆开玩笑地说：“这么说，你成天说个不停，将来你儿子的嘴巴一定很发达了？”
“我相信，将来我的儿子肯定不会象邓肯教授讲课那样，叫人不知所云，”格兰特的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他又说：“从拉马克的观点看来，生物是进化的，物种不变论是站不住脚的。拉马克认为，动物的意志和欲望在进化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上帝的干预是多余的。”
科尔斯特里姆一向崇拜上帝，笃信《圣经》，听到格兰特对上帝和《圣经》表示怀疑，有些不高兴地说：“我不否认，拉马克是法国十八世纪的一个哲学家。不过，动物的意志和欲望怎么能够引起进化呢？一切都是上帝赋予的，拉马克自己也说，‘如果不依据万物的最高造物主的意旨，任何东西也不会存在的！’”
他们两人似懂非懂地对拉马克的学说争论了一番。达尔文虽然早就读过祖父的《生命学》，那本书里也有和拉马克相似的观点，可是他觉得这两位高年级的老大哥比自己学识渊博，见解高明，因此，在他们争论的时候，他没有发表什么意见，只是洗耳恭听。
“好了，我们别争论这些问题了，”格兰特看到科尔斯特里姆有些激动，自已赶忙打圆场说，“这位哲学家有些话对我们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你们不妨听一听。”格兰特说着，就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来读了一段：
观察自然，研究它所生育的万物；追求万物，推究它的普遍或特殊的关系；再想法抓住自然界中的秩序，抓住它进行的方法，抓住它发展的法则，抓住那些变化无穷的构成自然界的秩序所用的方法：这些工作，在我看来，就是追求真实知识的唯一法门。这种工作，能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益处，同时还能给我们带来许多最温暖、最纯洁的乐趣，来补偿生命场中种种不可避免的苦恼。
气氛缓和了，科尔斯特里姆精神振奋地说：“只要我们坚持这样去做，探索前进，我们一定能够避免苦恼，找到乐趣，发现真理！”
科尔斯特里姆的话句句都触动着达尔文的心。但是他仿佛又回到了希鲁兹伯里的中学时代，听到了巴特勒博士无理的训斥，爸爸刺耳的责备……
对研究水生生物的共同兴趣，把达尔文、格兰特、科尔斯特里姆三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他们经常到潮水退落的海边去采集海生动物标本，并且和纽黑文一带的渔民交上了朋友，有时候还登上渔船帮助捕捞鱼虾和牡蛎。惊险有趣的海上生活，不断增加的动物标本，不但把达尔文一年来在爱丁堡大学的忧愁和烦恼一扫而光，而且使他童年时代对生物学的热情复活了。达尔文虽然比格兰特小得多，可是采集标本却不甘落后，在那架简陋的显微镜下观察微生物也很认真。达尔文在解剖海蚌的时候，开始认识到自己由于害怕解剖人体而没有认真学习解剖学是不对的。
达尔文由于在研究生物学方面具有的高度热情和认真态度，在简陋的显微镜下居然发现了前人的两个错误：一个是板枝介的幼虫，被前人误认为是借着鞭毛独立运动的板枝介卵了；另一个是海蛭的卵衣，被前人误认为是墨角藻幼年期的球状体了。达尔文把这两项发现写成了科学论文，送给他的好朋友格兰特看。
格兰特是“普林尼学会”的书记，他认真地阅读了这位小同学的处女作以后，对达尔文这两项发现拍案叫好。他主持了“普林尼学会”讨论会，让达尔文宣读论文，受到了同学们的一致好评。
格兰特在会上总结的时候，热情地赞扬了达尔文这两项发现，他说：“科学研究不是简单重复前人的工作，能够看出前人的错误，得出正确的结论，就是一种贡献。别看查理年龄很小，平时也不多说话，可是从这两项发现中可以看出，他态度很认真，爱动脑子，有一定的研究能力，我相信他前途无量，因此我建议，也是向全体会员推荐，让查理来接替我的书记职务。”
1826年十一月，达尔文正式当选为“普林尼学会”的书记。
同学们的好评，格兰特的鼓励，使达尔文研究生物学的热情更高了，兴趣更浓了。他听说爱丁堡有个黑人擅长剥制鸟类标本并且靠它来谋生的消息以后，立刻就去拜他为师，付给报酬，虚心向他学习剥制鸟类标本的技术。从此，这个聪明能干、忠厚爽朗的黑人，成了达尔文的好朋友。
后来，达尔文对“普林尼学会”的活动感到不满足了，想去参加“维尔纳学会”和爱丁堡皇家学会的学术活动。有一天，伦纳德·霍纳（1785－1864）先生带他去参加爱丁堡皇家学会的一次报告会，他十分崇敬地听着学会主席司各特（1771－1832）的发言。他想，参加这个学会的人肯定都在科学上有过重要的贡献。达尔文羡慕他们，敬佩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向他们学习。
1826年暑假，达尔文和两个朋友背着行装，横穿北威尔士，做了一次长途徒步旅行，每天步行几十公里，最后还攀登了斯诺登山峰。他是在锻炼自己的体质，磨练自己的意志啊！事实证明，这种锻炼对他以后的伟大事业很有好处。
达尔文还喜欢打猎。说到打猎，要算在梅庄一带打猎最惬意了，因为舅舅乔赛亚特别喜欢打猎。达尔文会使用猎枪，就是他舅舅教的。乔赛亚的方圆六千公顷的梅庄领地，以及邻近的动物学家理查德·欧文（1804－1892）的伍德豪斯领地，两处都有很多的松鸡和其他飞禽。1827年秋季的大部分时间，达尔文都是提着猎枪在舅父和欧文领地上的树林里度过的。他当时打猎的兴致非常高，晚上睡觉的时候，总是把猎靴放在床边，以便第二天早晨穿的时候“不耽误半分钟的时间”。他不是一个特别高明的射手，同伴们和猎场看守人常常取笑他的枪法。但是，他却十分迷恋这种活动，认为这是一种脑力活动。他的这种爱好，为他采集动物标本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年秋天，乔赛亚又象往年一样，组织了很多次会猎和宴会，参加的人不少是社会名流。哲学家兼历史学家、达尔文的远房亲戚詹姆斯·麦金托什（1765－1832）每次都来。有一次，达尔文问他：
“尊敬的麦金托什先生，您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什么是哲学？它的任务是什么？”
“你这个问题要写一本厚厚的书才能讲得清楚，”六十二岁的麦金托什为难地回答。
“不能用几句话来概括吗？”达尔文双眼闪耀着求知的火焰。
“概括地说，哲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知识的总和，是科学的科学。它的任务是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社会。五十七年以前，法国的塞吉埃就说过：‘哲学家们改变舆论，从而动摇了王位，并且推翻了神坛。’”
达尔文不耻下问，他从哲学、历史、政治、道德等方面向麦金托什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位哲学家酒兴正浓，越谈越起劲。达尔文全神贯注地聆听着，打心眼里钦佩这位哲学家的知识、勇气和智慧。
麦金托什凭着他哲学家的眼光，在短暂的接触中发现达尔文和一般人大不相同，他求知欲相当旺盛，提出的问题富有哲学意味，而且总是虚心地多听别人讲，自己却从不夸夸其谈。因此，詹姆斯·麦金托什说：“在那个青年身上有一些东西使我感到兴趣。”
后来，达尔文在《自传》里回忆说：
听到伟大人物的赞赏，虽然无疑地容易或者一定可以引起虚荣心，但是我想这对于青年人还是有好处的，因为可以帮助他们循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达尔文一生中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前进，同他善于从每一个所遇见的优秀学者身上吸取思想养料是分不开的。
这一年的暑假使达尔文感到特别甜蜜和难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有比较多的时间和他的小表姐埃玛在一起。
每天打猎回来，吃完晚饭，达尔文只是坐在埃玛旁边的椅子上，手里拿着一杯红色的葡萄酒，欣赏着埃玛弹奏巴赫（1685－1750）、韩德尔（1685－1759）、莫扎特（1756－1791）、贝多芬（1770－1827）的作品。当埃玛弹奏贝多芬的《英雄》、《命运》、《热情》等乐曲的时候，达尔文简直如醉如痴，完全沉浸在贝多芬用音符所表达的激情和理想之中了。
埃玛已经十九岁了。由于她出身名门，才貌双全，远近的豪门子弟都争着向她求婚。那些家财万贯、头脑简单的求婚者把她当作女神和皇后来崇拜。他们颂扬她是希腊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阿佛洛狄忒、智慧女神雅典娜、主神宙斯和仙女勒达的女儿海伦以及中古时期法国的美貌才女爱娄依沙（1101－1164）。埃玛断然拒绝了那些纨袴子弟的无聊追求，因为她深深地爱上了达尔文。每当达尔文坐在身边听她弹琴的时候，她总比平常更加高兴，神采飞扬，琴声也显得更加动听。但是，每次埃玛弹完琴，达尔文除了象尊重表姐一样说几句客气话以外，就回房间休息去了，他好象没注意到埃玛的深情。
埃玛不明白达尔文内心的想法，陷入了一般少女常犯的初恋的不安和苦闷中，晚上久久不能入睡，想着她和达尔文的关系，联想起了他们家里举行的牛顿（1642－1727）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麦金托什先生在会上讲的关于牛顿和他表妹的恋爱悲剧：牛顿有一位漂亮的表妹。青年时代，她常到牛顿家帮忙干活。他俩常到野外散步、谈心，感情很好。后来不知道是牛顿过分专心于自己的科学研究忘记了求婚，还是表妹嫌他太穷，反正是她另嫁别人了。牛顿终身未娶，晚年是在侄女（他异父同母的妹妹的女儿）照料下度过的。
埃玛想到这些，不由得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达尔文和我会重演牛顿和他表妹的悲剧吗？
达尔文是怎样想的呢？他自己的学业没有完成，事业没有开始，还不能考虑婚姻问题。他想的是两年来自己在生物学上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知识，也有一些小小的发现，但这仅仅是个开头。他正在制订新的计划，准备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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