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源
朱鹮也称朱鹭，但它属于鸻科而不属于鹭科。往昔在我国分布很广，最北到兴凯湖，最东到福建、台湾，最西到甘肃的天水地区，最南到海南鸟。其中以东北、华北和秦岭一带数量较多。
历史上，在东亚地区到处都能见到朱鹮的踪影，特别是黑龙江上游、乌苏里江流域和西伯利亚的湿地中，它们的数量多如麻雀。因此，日本青森县曾把朱鹮视为“害鸟”，因为它们在那里多得成灾。
朝鲜半岛的西岸常见到成千上万只朱鹮在空中翱翔，叫声搅得人们烦躁不安。
本世纪30年代末以前，朱鹮在中国还分布极广，从南到北都能见到它们美丽的身影。
可是，到了六七十年代，朱鹮却像谜一般地消失了；
1963年，前苏联最后一只朱鹮灭绝；
1974年，朝鲜半岛仅剩4只，1978年最后一只在板门店寿终正寝；
1980年，日本将野外残存的5只全部捕捉笼养，现仅有1只。
地球上还有朱鹮吗？全世界的目光都转移到了中国来。
我国鸟类工作者从1978年开始，经过3年的艰苦寻找，终于在陕西洋县发现了7只朱鹮。这一发现，使朱鹮和洋县几乎是一夜之间成了全世界的热门话题。这种被誉为“东方宝石”的鸟，成了中国鸟类的宝中之宝。果然，这几只硕果仅存的朱鹮孑遗，人们看到它们在姚家沟起飞了。巨大的翅膀在阳光下映出那白中透红的金属光泽，掠过碧绿的秧田、青翠的山岗，太美了，人称“秦岭仙子”，果然名不虚传！
洋县姚家沟目前是保护朱鹮的中心，离县城60公里，这里地处秦岭南坡中段的中山带地区，海拔1357米，东经107°37′，北伟33°32′，属于北亚热带到暖温带的过渡地带。一条狭长的山沟，分散住着几户人家，有20多亩水田，由于地处偏僻，生产比较落后，因此很少施用化肥农药，耕作制度也很少改变，保留了部分冬灌水田，这些就成了朱鹮栖息的条件。更重要的是北坡有15株老青㭎树，是朱鹮营巢所在地。在汉中地区或者更广泛的地区，要寻找这样村落旁的古树群，真可谓凤毛麟角。这些老树所以能够保存下来，因为这里是一个老坟地。从碑文记载死者葬于1834年来看，这些青㭎的树龄估计在150年左右。为了保存“风水”，就保存了这些大树，也就给朱鹮留下了最后的一席之地。
1993年夏的一天，阳光明媚。
和往常一样，席咏梅小姐清晨起来，头一件事情就是到宠舍去清点朱鹮数字，打扫笼舍，饲喂朱鹮，然后坐下来细心作朱鹮的习性观察和记录。
朱鹮站的其他同志各忙各的，运筹着他们的鸟的世界。
“‘难难’飞走了！”突然，饲养员席咏梅小姐失声叫了起来。
同志们闻讯后如雷轰顶，脸色如土。整个儿朱鹮站都惊动了。
县广播电台、电视台中断正常播放节目，插播寻鸟启事：一只名叫“难难”的朱鹮走失，知情者速告朱鹮站，有重奖！
县委、县政府、公安局、林业局和朱鹮站迅速成立了领导小组，副县长舒含芬任总指挥。舒总每隔些时间打来电话，询问寻鸟情况并部署行动。
公安干警出发了！
朱鹮站的工作人员出发了！
巢区人动员起来了！
“难难”飞走后，席小姐的眼泪都快哭干了，因为“难难”是她一口一口喂大的。为了“难难”，她把孩子搁在西安的奶奶家。她一次问孩子：“你长大后要干什么？”
孩子答：“我要当朱鹮！”
做妈妈的哪能不了解儿子的心？“朱鹮能天天与妈妈在一起，所以我也要当朱鹮！”
“难难”是几个月前由巡护员老雍和小王从山上抱回来的。
那天夜里，“难难”一不小心从一棵20多米高的树上摔下来，受了伤。老雍听到异常声音，立刻奔过去查看，“难难”得救了。
席小姐接过“难难”后，每天用温水给它洗澡，给它服药。“难难”走路不利索，翅膀不够硬，席小姐就用双手捧着它的翅膀，教它走路，教它飞翔：
“一、二、三，飞！”
“一、二、三，飞！”
席小姐一次次地教，一圈圈地练，把她所有的感情都投给“难难”，没想到“难难”是那么不留情。
两天过去了，不说是“难难”会遇到不测，如果不会觅食，就是饿也会饿死的。
朱鹮站像死一样地沉寂。
突然，朱鹮站大门口外传来声音：“‘难难’回来啦！”
人们随声看去，只见两位农民抱着“难难”笑盈盈地走来。一位农民说，他那天下地干活时，发现不远处一棵大树上有一只鸟儿，趴着不动，他心想可能就是“难难”了。“我走近一看，果然不错，我抱着它就来了。”
舒含芬副县长接到电话报告后说：“我马上去给那位农民兄弟发奖金。”
路宝忠站长是朱鹮站几位元老之一。因他是站长，也是站里最有贡献的人之一，故得“鸟官”的雅号。
1992年，路宝忠到朱鹮巢区，忙中摔倒造成骨折。他被抬进医院时正值朱鹮繁殖期，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伤筋断骨一百天，可他哪能躺得住？他叫人拿来对讲机，躺在病床上指挥。有人开玩笑说：“这间病室都成了这‘鸟官’的指挥所了。”
没过几天“鸟官”出现在办公室。100天后拄着拐杖上山。分管业务的副站长翟天庆是条30多岁的汉子，因他爱在餐桌上吆三喝四，故得“拳王”称号。就是这么个人，也差点儿把命扔在山上。一次，他突感不适，昏倒在三岔河巢区，当地村民将他背回家里。
陈友平是个沉默寡言的汉子，当他得知汉中的一条小河边有一只朱鹮时，二话没话，连夜奔赴现场。由于路赶得太急，胃病突发，后来胃被切去一大半。他们常年累月在深山里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吃饭成了问题，好几个人的胃病都是这样得的。
创办朱鹮巢区姚家沟小学的赵子厚，身高1米8多，但他妻子却说对他没指望，靠不了。为什么？“他只上山看鸟，不下地劳动；只管朱鹮，不管孩子。”
陕西野生动物观察工作站站长曹永汉，因他1～7月在洋县朱鹮保护区蹲了64天，所以被国务委员宋健称为“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人（朱鹮所在地的汉中地区）。
陕西省省长白清才，林业厅厅长钟高适等同志常问：“‘难难’现在怎么样了？”朱鹮出了问题向他们汇报晚了，站长就得负荆请罪。
人们一提起朱鹮站的人就感到不可思议地说：“朱鹮站的人拿钱不多，付出的代价却太大了。像这样为朱鹮而不顾家者，天下少见。”
1982年，洋县人民政府决定，姚家沟、三岔河两个巢区的水田停止施用化肥农药。两年后扩大4个巢区，除不准施用农药化肥外，又加上不准干水起旱，严禁伐树垦荒……
“这不准，那不准，政府到底要我们还是要朱鹮？”老百姓要去找县长说理。
“你们来找我，我又找谁去？”县长回答说。
不能否认，朱鹮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暂时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窑坪乡就是一例。这几年每年都有大批外省人要到那里去投资种香菇和其他项目合作。乡长算了算，如事成的话，可坐收渔利几百万。但这如意算盘让朱鹮给端掉了。
大店是姚家沟村的门户，靠山吃山，就是外面的电进不来。
他们想办个水电站。钱从何来？想来想去，最后还是打树的主意。
主管部门批文说：“那些树是朱鹮的停歇树，你们把树砍了，今后朱鹮到哪儿去？别打那几棵树的主意了！”
大店人再次呈上报告：“不错，那儿的树曾经是朱鹮的停歇树，可近年朱鹮不来了。”
上面批文又来了：“近几年不来，不等于今后不来，有树就有朱鹮来的可能。一句话，那儿的树不能砍，谁砍了树就追究谁的责任！”
阳坪乡桂花村白火石沟组组员杜德成上有70岁老父，下有3个子女读书。老杜想在自家承包的山坡上开采石头，并已贷款请人修了路。可朱鹮一来，路就白修了。
老杜又计划在山坡上打一口窑烧炭。答复不行后，转想砍些自留山上的木棒来种香菇。上面的人知道后又来说话了：“你们没有看见朱鹮就在这山上结窝吗？老乡，不行！”老杜只好外出打工。
如果说砍树开荒有害朱鹮的话，那么，种水稻不让使用农药，那就要了老百姓的命了。
前些年，牯牛坪村的67亩水稻遭受虫害，那几天正好朱鹮在地里觅食活动。村民们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害虫将水稻吃得精光。
洋县李余德副县长说：“政府对巢区人民做出的牺牲是理解的，所以国家先后拿出一定的钱来帮助巢区发展生产，减免公购粮，对受损失者还给予一定的补助。”
朱鹮在日本曾多得惊人。80年代后，尽管日本人做出种种努力，但如今在这个国家里也只能看到垂垂老矣的两只朱鹮了。所以，日本对保护世界珍禽朱鹮似有不可推卸之责。日本鸟类保护联盟石川县支部长村本义雄先生等多次亲临陕西朱鹮保护区考察，经费上给予了大力援助。其中村本义雄和他的儿子肩背箱子到大街上为朱鹮募捐资金，甚为感人。
日本明仁天皇访华与李鹏总理会谈时，还专门谈到了朱鹮。最后，双方在原有协议的基础上，同意中方从去年9月起，出借朱鹮两只，三年期满后日方“完璧归赵”。最近江泽民主席访日，又送了一对朱鹮给日本人民。
朱鹮能从1981年发现的7只，发展到今天的一百多只，就在于有我国从中央到下面各级政府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有当地人民的理解和爱护，并通过国际间的合作，才有今天的起死回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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