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让我们从威尔士的历史谈起。他不但是全球化、由制造向服务转化等思想的缔造者，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将这些理论灵活的应用到通用的企业文化中。美国南加利福尼亚教授Warren G. Bennis曾说过，“威尔士的特殊才能就在于他能激发起不同行业乃至不同国家、民族人民的积极性。”美国哈佛大学历史学家Richard S. Tedlow也认为，威尔士具有在市场发生变化及竞争对手觉察前就快速的做出反应的能力。

　　威尔士曾对自己的工作做过这样的评价。“我们的任务，毫无疑问，就是努力的营造一种没有边界的公司氛围。我们打破部门的界限、取消官僚机构。我们尽量使每一个人都参与其中。而我的职责就是如何激发出他们的潜力。”

　　威尔士创造出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1982年至2000年间，通用向股东的回报率为25%，远远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平均17%的水平。这意味着如果你在1982年时曾拥有10000美元通用的股票，那么2001年，你将有677000美元的丰厚回报。

　　但另一方面，威尔士不可避免的也有自己的缺陷。他自己认为1987年收购Kidder Peabody就是一大败笔；还有一些专家指责他使通用的收入来源过分的集中于资本项目上。但威尔士最大的失误可能就是不能很好的驾御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欧盟通过决议禁止通用收购Honeywell，布什政府又裁定其支付哈得孙河流域5亿美元的治理污染费可能都将成为威尔士终生挥之不去的遗憾。

　　随着时代的变化，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新科技的不断涌现、更深入的全球化及越来越微妙的顾客与厂商的关系，已使得公司的决策逐渐抛弃传统的CEO当家制而转向集体决策体系。但无论如何，威尔士以他的果敢、敏锐惊人的洞察力当之无愧成为那个时代最出色的CEO。而且，他的经历确实仍值得今天的CEO们参考、借鉴。